专辑简介： 瘦削、烦躁、矮小、高而陡的前额、长长的黑发和深邃的眼镜后面的眼睛——这就是马勒曾经的助手、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对他的描述。 “每次面对自己都是一项困难的工作，经验在这里令人遗憾地毫无用处。”1910年7月7日，一大堆祝贺马勒五十岁生日的信电和礼物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许多迹象表明，他把这次生日看做是一个信号，一种提醒，从而促使他进行一次自我省视式的思考。同年8月，经过几次往来交换电文之后，马勒终于鼓足勇气，与当时最著名的心理学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在荷兰的莱顿进行了会晤。这虽不是一次对尘世肉身的求救，但从日后弗洛伊德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马勒的精神危机是多么严重。当然，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当病症基本找到的时候，做为病人的马勒却只有不够四十个星期的寿命了。 弗洛伊德的近于套路化的精神分析使马勒从云端跌落凡俗。他对阿尔玛的爱不再神圣，甚至有变态的成分。他的音乐中所谓的悲剧性，不过是来源于童年家庭的不幸。而一直桎梏他的创作灵感的轻浮的滑稽和平淡无奇，竟是因为他不断目睹父亲的丑恶和毫无爱心。能够抚平他心灵创伤的虽是音乐，但却是“手摇风琴师”呆板而低俗的旋律。可以想象，马勒在这四十个星期里，思想一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中，他力图使纷扰他内心的情感升华为崇高的东西，从而使他的“漂泊者”的形象能像瓦格纳那样，具有世界的意义。于是他全然不顾从小便受到的德意志教育和他所皈依的天主教信仰，而称自己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即所谓“在奥地利人中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是奥地利人，在地球上所有民族中是犹太人。” 1860年7月7日，古斯塔夫·马勒出生于波希米亚卡里什特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是家中14个孩子中的第二个（只有6个孩子活了下来），悲惨的童年记忆一直困扰着马勒。他的祖母是一个卖丝带的人，需要挨家挨户地推销她的商品。他的父亲超越了这些卑微的出身，是一家小型白兰地酒厂的老板，娶了一家富裕的肥皂制造商的女儿。这是一桩充满着暴戾脾气的极不般配的婚姻，年轻的马勒经常目睹一位野心膨胀的父亲对一位长期受苦的母亲施暴和虐待。 马勒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更大的城市伊格劳。1870年，马勒在伊格劳举办首场钢琴独奏音乐会。1875年，他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不仅被认为具有钢琴演奏的天赋，还创作出非常优秀的室内乐作品。赢得几项钢琴大奖之后，他靠教授钢琴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1880年，马勒以优异成绩毕业，却因为谋生而放弃钢琴演奏，以指挥的身份巴德哈尔、莱巴赫（今卢布尔雅那）、奥尔米茨、卡塞尔、布拉格、莱比锡和布达佩斯等地剧院工作，成为名声鹊起的歌剧特别是瓦格纳歌剧的指挥家，在此期间，他完成了D大调第一交响曲“巨人”，并在布达佩斯指挥了首演。 1891年，马勒成为汉堡歌剧院的指挥，其主持制作的瓦格纳歌剧以当时最优异的水准引起瓦格纳遗孀柯西玛的注意。柴科夫斯基因马勒指挥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而赞叹道：“这里的指挥家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个天才，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指挥第一场演出。”。 1897年，在科西玛和勃拉姆斯（完全不可思议）的支持下，马勒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职位，成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艺术指导，不久，他又接任维也纳爱乐乐团艺术指导。成为欧洲乐坛最高机构掌门人的代价是，马勒悄悄地放弃犹太教信仰，皈依了天主教。 在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工作的10年，马勒把歌剧院的品牌实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里，他像国王一样拥有无上权力，从选择曲目、歌手，到亲自主持许多演出，还要监督歌剧院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聘请伟大的舞台设计师阿尔弗雷德·罗勒尝试用灯光改善舞台效果——这是马勒的瓦格纳理想主义真正付诸实践——将音乐剧场的所有艺术结合在一个人的视野中。最重要的是，他把管弦乐队塑造成世界上最好的乐队之一。乐师们尊重他作为一名音乐家，却憎恨他作为一个男人，因为马勒对完美的追求和对任何品味略逊的事物不容忍，而且执行起来毫无妥协余地。他是那种指出个别乐师的毛病并且让他们落泪的人——他甚至对观众提出要求，让他们接受迟到者必须在第一幕结束后才能入场的规定。 马勒不可避免地为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不仅是因为他的专制手段和缺乏社交礼仪——他不善交际闲聊，在人群中也很紧张——还因为他是犹太人和天才。他对那些反对他的人不屑一顾，对那些不符合他的标准的人则怒不可遏。 当晚年的马勒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到，他的一生确实缺乏能够激动人心的事件。他的音乐内容何其丰富，而他的艺术生涯却在辉煌中透露着世俗与平庸。他也许属于内敛很深的那种性格，但一个具有深邃生命意识的“艺术哲人”却经常近乎病态地关心自己的心脏。他使周围的人感到“无法捉摸”，“像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或“漆黑的深渊”，而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与时代格格不入。他乖僻、敏感，甚至自私，在对某个重要职位的谋取上还有似政治家的野心与铁腕，当然，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他的脆弱。 马勒的禀性有白日梦的倾向，他常常耽于幻想，也有预言的天才，因为他的意志薄弱与心灵易伤，预言的应验便成了宿命。马勒终其一生没有摆脱儿童夭折的阴影，恐怕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的8个兄妹在童年时的死亡，他为吕克特的诗谱写的《亡儿悼歌》通常被看做是对亲爱的弟弟和妹妹的回忆，但是接踵而来的不幸实在有命运捉弄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把马勒的音乐创作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1902年绝对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他与阿尔玛结婚，创作主题与风格以升C小调第五交响曲为标志，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此之前的几乎所有作品的素材均来自德国歌谣集《儿童神奇的号角》。这正如瓦尔特说的那样，马勒在这里找到了“精神的故乡”，找到了震撼他灵魂的一切，并像他所感受的那样去描述了它们：自然、虔诚、相思、爱情、离别、死亡、幽灵、雇佣兵、儿童的嬉戏、粗俗的幽默——“所有这一切都在他身上活了起来，像在诗歌里一样，他的歌喷涌而出。”从D大调第一交响曲到G大调第四交响曲，马勒以精神的单纯和美丽的童趣直面死亡的威胁，但却表露出宁静的安全感。马勒整个生命所散发的与大自然充满神秘的亲近使他相信，所有人性的东西都蕴藏在大自然里。对马勒而言，在一切不幸降临的时候，大自然都是一个可以逃遁的后方，他能从那里获取力量，就像安泰接触大地母亲一样。如此我们便可能理解，第一交响曲中的葬礼虽然悲戚无奈，但细腻的耳朵可以听出那不过是孩子们在森林中玩的把戏。第二“复活”交响曲是真正意义的死亡之歌，但马勒的续诗却像贝多芬的“欢乐颂”一样令人狂喜：“在炽热的爱的追求中，挥动我获得的羽翼，我飞向光亮，飞向眼睛无法透过的光亮。”《儿童神奇的号角》中的“原光”更使马勒发现他称之为“朴素信念的感人声音”：“噢，山玫瑰红了，人处于绝境，人遭受极大的苦难，我宁愿在天上。” D小调第三交响曲自始至终使用了最朴实的技巧和欢愉而亲切的音乐语言，它的使人感到轻松的享受型旋律与和声正如马勒所说“整个自然在里面得到了一种声音，讲述了人们也许在梦中才能见到的那样深深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与其说是“爱”（第六乐章曾有标题“爱情对我说了什么”），不如说是对自然与存在的承认，而这是通过马勒的这首孤独的“交响世界之梦”完全可以体会到的。第四交响曲是献给孩子的，然而却是不祥的。冬日的森林洁白得有些刺眼，空旷的雪地上追逐的儿童像幽灵一样身影模糊不清，他们随时可能消失，但雪橇的铃声和孩子们的笑声却在空中萦绕不散。马勒一个六岁的妹妹临死还在游戏的场面留下的印象是那样地刻骨铭心，童年夭折的命运似乎是不可抗拒的，这使马勒对自己的幸存感到了一种罪过（他在少年时便想做一个“殉道者”），他痛苦和矛盾的心理产生了对怪诞和幽灵的偏爱，死神抬走一个个小小的棺材，竟使他确信弟妹们正在享受天国的极乐。《儿童神奇的号角》在通向彼岸之路上显得不再浪漫，游戏和梦幻也不再是孩子们的逃遁之所，天国里的情景，就像音乐所表现得那样，虽然欢乐，却让人牵挂。 马勒的爱欲一直保存到了1902年才获得释放。无法解释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院长会对一位二十岁的还是学生的姑娘一见钟情，那更像一场权力的角逐，先马勒爱上她的有画家克里姆特和剧院经理布克哈特，甚至还有她的作曲老师策姆林斯基。马勒会在第一次相遇后的几个星期便与其订婚，而附加的条件竟是让一个天才的音乐少女从此放弃作曲。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十几年里一直为马勒料理家务的妹妹尤丝汀娜，在暗恋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阿诺德·罗杰多年之后，于马勒和阿尔玛的婚礼次日，也有情人终成眷属。似乎一切的噩运都结束了。在被称为给阿尔玛的“情书”的第五交响曲的“小柔板”里，马勒醉心于对安宁的憧憬和对幸福人生的依恋，终乐章也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不再是悲剧性的收场，这是唯一的一次。 马勒的音乐语汇开始出现崭新的因素，不仅是和声更加大胆，而且表现主义的特征也显而易见。马勒比从前更关注人类的命运，他孜孜以求的似乎是上帝与芸芸众生达成和解的空间。当他的交响曲越来越宏大入世时，他的梦境便由自然扩充到宇宙，自然的天籁变作宇宙的轰响。第五、第六和第七交响曲。每一首都比它前面那首规模更宏大，但是每一首的首演都遭受更多的敌意、误解和谩骂。马勒对这些反应无动于衷，他坚信“我的时代终将到来”。 然而，弟弟奥托的自杀和同窗胡戈·沃尔夫的悲惨死去，使他的脑中不可能抹掉童年的记忆。从不怕面对的死亡此时正以在暗夜中疾走的少年身影在煎熬着马勒，在最幸福的时刻开始构思的《吕克特之歌》和《亡儿悼歌》完成的时候，已不能阻止所要发生的一切。吕克特的诗洞达了马勒的宿命，“我常常在想，他们不过是出去了一小会儿”与第四交响曲“天国的极乐”竞有相似的意境。聪慧的阿尔玛应该预感到了什么，所以她不能容忍马勒与命运的毫无胜机的对抗，抄着夫君创作的音符，两个孩子的母亲不免心惊肉跳。结果，尽管“太阳如此灿烂地升起”，“妈妈倚靠在门边上”是那样动人惬意，哀怨的旋律呈现出异常迷人的节制，但悲剧仍不可挽回地发生了。 《亡儿悼歌》首演两年之后，马勒像天使般纯洁美丽的女儿玛丽亚·安娜便离开了人世。阿尔玛的积怨终于得到爆发，她似乎在庆幸马勒因对上帝的放肆行为而遭受的惩罚。马勒身心俱疲，急于告别伤心之地维也纳，他的辉煌结束了。 1907年，马勒被告知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在生命中剩下的三年里专注于在美国的工作。他第一次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便指挥了整整两个演出季。1909年，当他接任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时，情况更糟了。观众不喜欢他，管弦乐队讨厌他，评论家们直接用毒舌伤他。这种感觉完全是相互的。用马勒的话说，纽约爱乐乐团是“真正的美国管弦乐团——没有天赋和激情”。乐团董事会由10位富有的美国女性主导，“你无法想象马勒遭受了什么痛苦。”阿尔玛·马勒对媒体说，“在维也纳，我丈夫是全能的。就连皇帝也没有对他发号施令，但在纽约，他像傀儡一样被10位女士使来唤去。” 在大洋彼岸的纽约，马勒耗尽了生命的能量，死亡的气味已经能够闻到。他开始为自己谱写对尘世的诀别和墓志铭。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用马乌鲁斯神父的拉丁文颂歌和歌德的《浮士德》来传达他最后的世界观，《大地之歌》充满感官的爱欲和对异国的向往，尘俗可恋，人生苦短，欢乐不是在醉中便是在梦中，“当大地进入安息和睡眠”的时候，“疲乏的人们，为要在梦中重拾逝去的幸福与青春，赶着路回家去。小鸟安静地栖息枝头，万物皆人梦乡。” 马勒再也不必用虚构的天国来麻醉自己，既然别离不能避免，便只有希冀“当春日回到可爱的大地，将会繁花怒放，遍地新绿，直到天涯海角，到处呈现蓝色光辉，直到永远⋯⋯永远⋯⋯” 马勒顺应了命运的安排，在完成D大调第九交响曲之后，将尘世的厄运留给阿尔玛独自享受（她又把不幸传给了恋人格罗皮乌斯和他们的女儿曼侬）。他在这首“死亡之歌”的最后乐章表现出惊人的达观与安详，小提琴奏出的宽广流畅的旋律，描绘了在天堂门口徘徊的身影，越来越不谐和的乐句断片，“像一片片云彩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马勒最忠实的学生阿尔班·贝尔格也许能更准确地理解这首交响曲的内涵，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说：“这是马勒有生以来所写的最最神圣的东西。它表现了他对人世的异常热爱，表现他多么渴望在世间平静地生活，渴望享受大自然的深邃奥秘——在死亡到来之前，因为死神的降临是无可抗拒的。” 1910年9月，马勒在慕尼黑指挥了他庞大的第八“千人”交响曲的首演，获得压倒性的成功，这是他作为作曲家所见证的为数不多的凯旋之一。 1910年底，马勒再次回到纽约，在65场极高规格的音乐会压力下，他崩溃了。1911年2月，马勒因感染细菌性心内膜炎而病倒，巴黎的血清治疗对缓解感染毫无作用，他回到维也纳，于同年5月18日去世。他的降E大调第十交响曲还没有完成。他的学生布鲁诺·瓦尔特指挥了D大调第九交响曲和《大地之歌》的首演，此刻，他已经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曲家了。 马勒带着痛苦的欢乐和光明的梦想依依惜别地走了。使他割舍不下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艺术，还是他的爱妻，是大自然的美还是生命本身？如果天国果然存在，他为何还要在升F大调第十交响曲的草稿上写满了痛苦的哀叹：“上帝，你为什么把我舍弃！愿你的旨意得以实现！”也许他的一生不该将无辜的阿尔玛卷入，所以末乐章的提纲便以这样的字句结束：“亲爱的阿尔玛，为你而活，为你而死⋯⋯”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开始“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体验了忏悔所带来的幸福感，他之所以平静，是因为那忏悔是对阿尔玛的。 特约撰文：刘雪枫 指挥介绍： 林大叶，深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无锡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中国交响乐团特邀指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主任，深圳音乐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市级创新团队“一流乐队人才培养与实践”骨干成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及上海青年联合会委员。此外，还分别荣获2020年和2022年贺绿汀艺术成果奖、2020年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表演艺术家及2012年第六届乔治·索尔第国际指挥大赛冠军。 林大叶出生于1980年，先后师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教育家徐新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张国勇教授、德国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克里斯汀·爱华德教授，并获德国最高演奏家文凭。 2009年，林大叶在杭州爱乐乐团担任驻团指挥。2010年至2015年，受聘为广州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期间，多次与广州交响乐团进行国内外巡演。2012年，荣获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第六届乔治·索尔第爵士国际指挥大赛冠军，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同年，获得广东省音乐家协会授予的“广东省优秀音乐家突出贡献奖”。 2015年9月回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现任作曲指挥系副主任。 2016年5月，林大叶正式担任深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至今每年率深圳交响乐团进行国内外交流演出，出访了德国、美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纳音乐节、罗马尼亚国际广播音乐节、意大利艾米莉亚罗马涅音乐节、梅拉诺音乐节、多尼采蒂音乐节、卡斯泰洛城国际音乐节、中国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国际音乐节。此外，林大叶经常受邀指挥诸多国内外知名乐团，广受欢迎。